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「亞德韋希姆」(Yad Vashem),有一塊從納粹旗幟上剪下的紅布,上面繡著一個中文簽名:黃China。大多數參觀者都與它擦肩而過——展櫃的窗框遮住了一部分名字。但這個簽名,是1945年4月拉文斯布呂克(Ravensbrück)集中營最後的日子裡,一位中國女囚用針線留下的,它開啟了通往二十世紀最被遺忘的傳奇人生之一的大門。
在今天這個以色列大屠殺紀念日,她的名字值得被重新說出來:黃娜汀(Nadine Hwang)。
本不該存在的人生#
黃娜汀1902年生於西班牙馬德里,父親是中國外交官,母親是比利時人。她的姐姐馬塞拉·德·胡安(Marcela de Juan)後來成為著名的作家和翻譯家。娜汀本人受訓為律師——1929年,她被任命為中國軍隊「少帥」張學良麾下的中尉(西班牙報刊後來將她描述為中國陸軍航空隊的上校)。她曾短期在北京北洋政府任職,擔任時任總理潘復的機要秘書。
她騎馬、開車、駕駛飛機——在當時幾乎沒有中國女性做過這些事。她打馬球、板球、冰球,常常身穿男裝。在中國,人們記得她既美麗又帶著「海盜般」的氣質——日裔美籍雕塑家野口勇(Isamu Noguchi)1930年與她相識,終生難忘。
1933年,她對中華民國政局的動盪與日本帝國的威脅日益失望,離開中國前往巴黎。
沙龍歲月#
在巴黎,她進入了娜塔莉·克利福德·巴尼(Natalie Clifford Barney)的圈子——這位美國繼承人的文學沙龍聚集了「迷惘的一代」和戰間期歐洲現代主義的幾乎所有重要人物。黃娜汀成了巴尼的情人、司機、秘書和私人助理。英國傳記作家戴安娜·蘇哈米(Diana Souhami)平淡地寫道:「一個新情人……曾是中國軍隊的上校。」
沙龍並非避風港。據記載,娜汀因中國身份承受著「令人窒息的種族歧視」,並要在巴尼其他情人之間的猜忌中周旋。但更重要的是——直到近年才被檔案證實——她還是法國抵抗運動的情報特工。
拉文斯布呂克#
1944年5月,蓋世太保逮捕了她,將她送往柏林以北90公里的拉文斯布呂克納粹女子集中營。據亞德韋希姆估計,該營關押過的13萬名女性中約有9.2萬人遇難。娜汀被分配到西門子勞動隊(Siemenskommando),被迫為西門子公司生產V-2火箭零件。
這段歷史在中文史學中幾乎被完全忽略。1933至1945年間,納粹清洗了漢堡的中國城,柏林、不萊梅的華人社區也遭滅頂之災。毛特豪森、布痕瓦爾德、奧斯維辛等集中營都關押過華人。朱德元帥的女兒朱敏,1941年7歲時從白俄羅斯的一所學校被納粹抓走,在集中營裡忍受四年酷刑,終身留下傷痛。
她留下的名字#
在拉文斯布呂克,娜汀結識了猶太女囚艾琳·克勞斯(Irene Krausz)及其母親瑞秋(Rachel)。透過被關押在營中組織營救的英國間諜瑪麗·林德爾(Mary Lindell),娜汀幫助艾琳和瑞秋被列入了1945年4月「白色巴士行動」的名單——瑞典紅十字會在營地最後日子裡將數千人救出。
瑞秋向娜汀承諾:如果艾琳將來有了女兒,就給她取名「娜汀」。
艾琳活了下來。她先在以色列的基布茲短暫居住,後移居南非,結婚生女。女兒就取名娜汀。
亞德韋希姆並未將黃娜汀列入「國際義人」名單。但在世界上的某個角落,有一位猶太女孩承載著她的名字——這個名字是在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立下的承諾。
發現者#
娜汀在戰後倖存下來。她經由瑞典前往布魯塞爾,與營中同伴兼愛人奈莉·穆塞-沃斯(Nelly Mousset-Vos)重逢,兩人在委內瑞拉卡拉卡斯共同生活了二十年,對外以「表姐妹」身份相處。健康每況愈下後,她於1960年代末回到歐洲。
2015年11月,一位華裔學生張先生(Aaron Zhang)——參加海法大學Weiss-Livnat計畫、在亞德韋希姆學習策展時——注意到了那塊繡著中文簽名的紅布。他用數年時間追尋背後的女人,拼接來自西班牙、德國、法國、委內瑞拉的檔案。他發表在《以色列時報》部落格的研究,是今天英語世界讀者能知道這位女性故事的主要原因。2022年馬格努斯·格滕(Magnus Gertten)執導的紀錄片《奈莉與娜汀》進一步將這段愛情故事帶到更廣的觀眾面前。
為何今天仍有意義#
張先生寫下一句值得珍藏的觀察:成千上萬的歐洲猶太人在哈爾濱、上海、香港找到避難所,他們的記憶被中國城市妥善保存。但地球的另一端,在納粹統治下的歐洲,猶太人與華人「同在一條船上」。漢堡的中國城被夷平。在歐華人死於集中營。其中一位,在拉文斯布呂克最後的日子裡,用針線把自己的名字——「黃China」——繡在了一塊紅布上。
今天清晨警報響徹全以色列之時,黃娜汀值得被列入我們記住的面容之中。
來源:Times of Israel Blogs — Aaron Zhang, “‘China Hwang’ of the Nazi camp for women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