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"亚德韦希姆"(Yad Vashem),有一块从纳粹旗帜上剪下的红布,上面绣着一个中文签名:黄China。大多数参观者都与它擦肩而过——展柜的窗框遮住了一部分名字。但这个签名,是1945年4月拉文斯布吕克(Ravensbrück)集中营最后的日子里,一位中国女囚用针线留下的,它打开了通往二十世纪最被遗忘的传奇人生之一的大门。
在今天这个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日,她的名字值得被重新说出来:黄娜汀(Nadine Hwang)。
本不该存在的人生#
黄娜汀1902年生于西班牙马德里,父亲是中国外交官,母亲是比利时人。她的姐姐马塞拉·德·胡安(Marcela de Juan)后来成为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。娜汀本人受训为律师——1929年,她被任命为中国军队"少帅"张学良麾下的中尉(西班牙报刊后来将她描述为中国陆军航空队的上校)。她曾短期在北京北洋政府任职,担任时任总理潘复的机要秘书。
她骑马、开车、驾驶飞机——在当时几乎没有中国女性做过这些事。她打马球、板球、冰球,常常身穿男装。在中国,人们记得她既美丽又带着"海盗般"的气质——日裔美籍雕塑家野口勇(Isamu Noguchi)1930年与她相识,终生难忘。
1933年,她对中华民国政局的动荡与日本帝国的威胁日益失望,离开中国前往巴黎。
沙龙岁月#
在巴黎,她进入了娜塔莉·克利福德·巴尼(Natalie Clifford Barney)的圈子——这位美国继承人的文学沙龙聚集了"迷惘的一代"和战间期欧洲现代主义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。黄娜汀成了巴尼的情人、司机、秘书和私人助理。英国传记作家戴安娜·苏哈米(Diana Souhami)平淡地写道:“一个新情人……曾是中国军队的上校。”
沙龙并非避风港。据记载,娜汀因中国身份承受着"令人窒息的种族歧视",并要在巴尼其他情人之间的猜忌中周旋。但更重要的是——直到近年才被档案证实——她还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情报特工。
拉文斯布吕克#
1944年5月,盖世太保逮捕了她,将她送往柏林以北90公里的拉文斯布吕克纳粹女子集中营。据亚德韦希姆估计,该营关押过的13万名女性中约有9.2万人遇难。娜汀被分配到西门子劳动队(Siemenskommando),被迫为西门子公司生产V-2火箭零件。
这段历史在中文史学中几乎被完全忽略。1933至1945年间,纳粹清洗了汉堡的中国城,柏林、不莱梅的华人社区也遭灭顶之灾。毛特豪森、布痕瓦尔德、奥斯维辛等集中营都关押过华人。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,1941年7岁时从白俄罗斯的一所学校被纳粹抓走,在集中营里忍受四年酷刑,终身留下伤痛。
她留下的名字#
在拉文斯布吕克,娜汀结识了犹太女囚艾琳·克劳斯(Irene Krausz)及其母亲瑞秋(Rachel)。通过被关押在营中组织营救的英国间谍玛丽·林德尔(Mary Lindell),娜汀帮助艾琳和瑞秋被列入了1945年4月"白色巴士行动“的名单——瑞典红十字会在营地最后日子里将数千人救出。
瑞秋向娜汀承诺:如果艾琳将来有了女儿,就给她取名"娜汀”。
艾琳活了下来。她先在以色列的基布兹短暂居住,后移居南非,结婚生女。女儿就取名娜汀。
亚德韦希姆并未将黄娜汀列入"国际义人"名单。但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,有一位犹太女孩承载着她的名字——这个名字是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立下的承诺。
发现者#
娜汀在战后幸存下来。她经由瑞典前往布鲁塞尔,与营中同伴兼爱人奈莉·穆塞-沃斯(Nelly Mousset-Vos)重逢,两人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共同生活了二十年,对外以"表姐妹"身份相处。健康每况愈下后,她于1960年代末回到欧洲。
2015年11月,一位中国学生张某(Aaron Zhang)——参加海法大学Weiss-Livnat项目、在亚德韦希姆学习策展时——注意到了那块绣着中文签名的红布。他用数年时间追寻背后的女人,拼接来自西班牙、德国、法国、委内瑞拉的档案。他发表在《以色列时报》博客的研究,是今天英语世界读者能知道这位女性故事的主要原因。2022年马格努斯·格滕(Magnus Gertten)执导的纪录片《奈莉与娜汀》进一步将这段爱情故事带到更广的观众面前。
为何今天仍有意义#
张先生写下一句值得珍藏的观察:成千上万的欧洲犹太人在哈尔滨、上海、香港找到避难所,他们的记忆被中国城市妥善保存。但地球的另一端,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,犹太人与华人"同在一条船上"。汉堡的中国城被夷平。在欧华人死于集中营。其中一位,在拉文斯布吕克最后的日子里,用针线把自己的名字——“黄China”——绣在了一块红布上。
今天清晨警报响彻全以色列之时,黄娜汀值得被列入我们记住的面容之中。
来源:Times of Israel Blogs — Aaron Zhang, “‘China Hwang’ of the Nazi camp for women”
